《中国美术报》第302期 副刊
通常认为蔡伦不是首创“造纸”，而是对原有的制纸工艺进行改进，让纸变得容易生产，而且方便书写。而在纸广泛应用于书写之前，富贵者有时会在缣帛上书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纸是富贵之物，虽然比不上缣帛，但也不是普通人用得上和用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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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时，蔡邕颇有书名，但是，正因为名声卓著，简牍已经不再成为他的书写选择，如果有人请他书写，不是白绸之类的上佳之物，他根本不会下笔。一时间，用好纸写字，成了上流社会的时尚。
韦诞是一时名士，书名颇高，但他公开宣称，想请他写字，必须有张芝制作的笔、左伯制造的纸和他自己制造的墨。至少在韦诞看来，要写出好的书法作品，名笔、名纸、名墨和名家，缺一不可。这是否也是后世评判好书法的标准，我们尚需要更多的证据。
【晋】楼兰残纸文书（正面）
王右军的《兰亭集序》，是千古名书，也有好事者称，即便掌握了书写秘籍、高妙如斯，这位书圣也需要依赖蚕茧纸、鼠须笔。由此可见，在当时造纸还是非常高级的秘密，普通人难以领会其中奥妙，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把纸造好。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在上好之纸上，纵情书写，翰墨留香，是一种非常高雅的文化行为，不只涉及书写本身，也涉及社会地位及文化品位。
一流书家必须用一流的笔、纸、墨。如果名家用了普通的纸墨，则书写就失去了高雅的意味。所谓好马配好鞍，好纸配名家。魏晋之时，纸，已经成了上流社会的必需品，成了文化生活和社交生活的必要装饰。
据说，在东汉以至魏晋，纸是最好的礼品之一。有记载说，汉和帝时，和熹皇后邓绥临朝称制，禁止各地朝贡各类美物异玩，但是如果每年有上好的纸墨贡上，皇后是不拒绝的。
东晋时，权倾一时的陶侃向皇帝进献宝物，令人惊讶的是，并非珠翠绮罗，也不是玉器象牙，而是“笺纸三千枚，极妙”。
在西汉，用简牍的长短来区别身份，表达尊卑。各类简牍在应用上，有一整套的“礼”：皇帝下诏令所用简为一尺一寸，誊写《春秋》等六经所用的简长为二尺四寸（即周代的三尺），誊写《孝经》所用之简，比皇帝诏令所用简长一寸。别小看这一寸，却实实在在地表明汉朝是以孝治国，让《孝经》的长度可以压过诏令。说明某种程度上，《孝经》拥有诏令一样的司法权威。《史记》和《汉书》均记载，在汉文帝时，汉廷以皇帝的名义致信于匈奴单于，信是一枚单简，上书“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但匈奴单于在回信时，却倨傲地用了一尺二寸简，上书“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用长过一寸的简，昭示匈奴单于的地位。
长是一种压制，但短有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更尊贵的形制。誊写《论语》的简长，只有八寸（相当于周代的一尺），表明对这部经典之作的尊崇。
【晋】楼兰残纸文书
在汉魏，纸的使用同样受制度框架约束，但不再是纸的长短，而改用颜色来区别。比如，皇帝的手诏用青纸，朝廷的诏书用黄纸。到了南朝，习惯上东宫所属臣僚上疏时，要用白纸，而太子回复的时候，专用青纸。
据苏易简记载，到了唐朝，什么身份、什么场合，使用什么颜色的纸，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皇帝赐物、征召，或者宣唤、调度大臣，要用白藤纸；抚慰远征军旅将士，要用黄麻纸，并加盖皇帝印玺；在道教的祭祀场所所用的祝词祭文，要用青藤纸和红色的朱砂来书写，时人称之为“青词”。而将相授官文书，一律用金花五色绫纸。这与用衣服的服色来区别尊卑，道理上是一样的。
到了魏晋时代，制墨工艺也有了质的飞跃，人们已经掌握了在墨烟中加入胶的技艺。含胶的墨，书写后更易固定，呈现立体感，好墨所展示出来的黑漆色，让墨字神秘、饱满、光亮鉴人。
皇室或贵族之家所用上等之墨，还加了香料，书写便成了陶冶身心的一件乐事。
进入纸的时代，墨才脱掉了标示颜色的简单任务，负担起了晕轮、渲染的艺术使命。笔锋的繁复变化，才有了施展的巨大空间，并能通过笔划的粗细、笔锋的侧正、笔触的轻重，让字迹或飞白、或涨墨，或淡如烟云、或浓如亮漆，这些艺术性的变化，在简牍上是很难呈现的。只是在纸的时代，书艺才开始真正萌芽。
（作者系《中国老年》杂志副总编辑）
撰文 | 孙晓飞
编辑 | 杨晓萌
制作 | 冯雅颖
校对 | 安亚静
二审 | 马子雷
三审 | 冯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