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底合同到期就要搬了，最近在东莞、惠州、珠海这些地方找厂房。”深圳福永一名企业主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他们村有三户人家，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深圳打工并创业，已有20多年了，目前一户已经迁往省外，一户在惠州定好厂房在装修，他本人也准备年底迁厂。
历史上，深圳曾多次面临制造业出走的浪潮。近年来，“外迁”再度成为深圳企业界热议的高频词。企业外迁也引发业界对于深圳产业发展空心化的担忧。对此，深圳大学博士后杨海波表示，从短期看，对深圳产业会形成一定不利影响，但从中长期看不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形成的粘性极强的产业链及强大的产业资源配置体系。许多外迁企业仍离不开深圳强大的产业配套体系。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深圳需要按照中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尽快连通，形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因为分工深化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一边是企业在外迁，一边是面向全球火热招商，深圳的产业升级已在路上。
企业注销注册数均大增
证券时报记者从天眼查获得的数据显示，2015～2019年，深圳市新增的企业每年稳定在50万左右，5年新增逾254万商事主体。今年上半年深圳新注册企业23.5万家(含个体工商户)，居一线城市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注销/吊销的数据，2015年、2016年分别只有14766家、22477家，但到2017年陡然增到89800家，2019年更是达到228765家，相比2015年，增加了14.5倍。
这些注销的数据中，很多属于关闭，也有一些是企业外迁。学界将企业外迁分为五个步骤，外迁需求-选址考察-投资建厂-产能迁移-全部搬迁。只有全部搬迁后才需要在注册地注销纳税人和法人。深圳主要是产能外迁，迁出的企业很多保留了总部、研发和中试，所以实际外迁的企业数量会比较大。
深圳市顺文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从事手机产业链的模切业务，深耕深圳十几年，对手机产业链产能外迁这一过程有着切身感受。该公司负责人曾楚佳向记者介绍，目前客户中上规模的基本上都已经搬离深圳，“只要厂子有个1000人以上的，都搬走了，因为这种厂要求劳动力多，厂房大，在深圳较难实现。一般就在深圳留个总部，生产基地都在外地”。规模小一点的客户搬迁地以本省外市为主，较大规模的则多数将产能迁往其他省份。客户搬离深圳，对他意味着成本增加，一是物流成本，货品要通过快递发往外地；二是沟通成本，比如打样、现场沟通等，都不如以前便捷高效。
一位2000年初即在深圳从事拉伸膜业务的工厂老板也表示，好多客户都搬了，搬去东莞、惠州、珠海、河源的比较多，也有的搬去了越南、印度。“搬到珠三角的客户都还维持着；外省的看客户资质，好的就做；搬到国外的就不做了。”
今年8月，林老板在江西的触摸屏工厂正式开工了。在此之前，他在深圳开了十几年的厂，规模最大时曾有500多名员工。“虽然厂区是在深圳原关外，但房租也已去到接近50元/平方米，工业用电1块，我们用电量非常大，利润已经很难覆盖到成本了。”
搬到江西后，房租只需6元/平方米，如果产能规模达标后，还可以免租，再加上税收优惠，以及电费、人工成本等降低后，状况将大为改善。最担心的是客户，多少会流失一些，但是工厂的两个最主要客户已经先期搬迁去了江西，所以不利影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林老板表示：“现在物流方便，从江西发货到深圳东莞一般都是隔天到，把交期稍稍延长一点，成本低了，也可以给客户报价稍微低一点，客户还是愿意做的。”
企业外迁存隐忧
2019年年中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600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企业外迁风险不容忽视。
报告指出，目前深圳制造业企业受扩张需要、综合营商成本上升、其他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因素影响而外迁，存在部分外迁引发整体外迁，龙头企业外迁导致供应链跟随外迁的风险，进而危及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
前述林老板的工厂，即属于跟随龙头企业外迁这一类。
杨海波表示，深圳外迁企业的主体有三类，总部位于深圳在其他地区设有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无其他地区子公司，以及总部位于其他地区在深圳设有子公司。每一类外迁的意愿与需求不尽相同，但总体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整体外迁的较少，但部分产能外迁的较多，深圳强大的产业配套和广阔的市场让企业具有一定依赖性；二是近年外迁呈现出加速现象，这与产业空间不足、房价租金高企息息相关；三是部分规上企业、高新企业外迁，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外迁比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深圳的创新能力。
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7年的外迁企业中，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仅占4.5%；而这一波外迁企业中，近五成企业为亿元工业企业，其中近三成为大型工业企业。以往企业外迁主体多为“三来一补”企业，行业领域集中在服装、皮革等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外迁新领域，电子信息制造外迁企业占比接近四成。
此外，近年来飞利浦、三星电子、爱普生、奥林巴斯、霍尼韦尔等外企也陆续搬离了深圳。
很多深圳的优秀企业，在产能转移后，很快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2015年左右，华为产业逐步向东莞转移。自2015年起，华为年年都是东莞市第一纳税大户。2019年东莞市表彰主营业务收入前20名企业，华为系以4632亿元稳居第一。欧菲光产能转移到南昌，获得2019年“纳税先进企业奖”。南昌欧菲光2019年营收213亿元，欧菲光年报显示2019年营收520亿元。总部在深圳的立讯精密，2019年营收625亿元，但属于深圳的只有55.5亿元。
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生活成本上涨、土地资源有限，成为深圳在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企业外迁也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自发行为。深圳如何破解高成本挤压的“空心化”宿命？
“防止空心化？那平安大厦那个地方就不能盖平安大厦，那个地方应该搞一个大型制造厂，那样就不空心化了对吗？显然不是的。”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们应该首先理解空心化的定义，不要认为制造业就不是空心的，不是制造业就是虚拟的、空心的。我们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大量跟数字经济有关的创新内容，要集中在深圳，那么占地多的制造业就要出去了。不可能说这个城市又要靠制造，又要搞创新，既要金融，又不能放弃制造。
“现在看看我们用的电脑，是电脑这个机子重要还是软件重要？是软件，这就是虚拟的，没软件，有电脑吗？我们现在说美国用芯片卡我们脖子，不研究芯片，制造业也发展不起来啊。”唐杰认为，深圳未来就要按照中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尽快连通，形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因为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历史上，深圳曾有三次制造业出走的危机，分别是1995年上半年，“三来一补”型台资、港资外迁；2003年左右，低端制造业外迁，仅有总部或研发中心保留；以及2011年到2012年，制造业成本高带来的外资陆续撤离。这三次的制造业撤离，并没有使深圳崩溃，反而使深圳从跟跑、并跑，跨越到领跑。
杨海波认为，从决策者角度看，处在产业链核心地位的、代表科技竞争力的、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的企业的外迁，要想尽办法挽留，保证深圳产业创新能力，比如要摸清有意向外迁企业需求(产业空间不足、租金压力等)，在这基础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做到“有求必应”，精准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对于一定要外迁的企业，借鉴日本“母工厂”模式，鼓励与支持企业将总部、研发及中试留在深圳，保证创新能力不受影响。
他认为，早在2013年深圳就制定了未来产业的支持计划，扶持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产业发展。当前，结合先行示范区建设，深圳要继续做大做强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产业，还要在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产业上持续发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增强深圳的产业链安全及粘性。另外，鉴于深圳发展趋势，还要大力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打通产学研的壁垒。
以5G建设为例。今年8月17日，在先行示范区建设一周年前夕，深圳宣布率先进入5G时代，5G标准必要专利总量全球领先，5G基站和终端出货量全球第一，重点建设深圳高新区、龙岗、坪山等5G产业集聚区，逐渐形成高端企业引领发展、上下游产业链深度融合的5G生态体系。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5G相关企业不足2000家，深圳就有将近600家，占全国的34.89%。
今年6月，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通告，就《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方案列出了12大重点扶持领域，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区块链等产业以及其他新型业态等。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深圳市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总量超过4.6万家。此外，全国范围内区块链相关企业4.4万余家，广东省相关企业最多，深圳区块链相关企业达5000余家，占全国的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