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决裂CBA背后的职业化争议
当球迷惋惜周琦新赛季无球可打，猜测其未来归宿时，周琦低调地接触了多家海外俱乐部，并在北京时间9月8日中午正式宣布，将加盟澳大利亚联赛NBL东南墨尔本凤凰队。此时距离周琦公开表示退出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赛季，仅过去9天。
8月29日，距离2021~2022赛季CBA转会窗口结束仅剩2天，中国篮球运动员周琦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退出整个赛季，坚持维护球员自身的合理合法权利，这是我作为球员应负的责任，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能够让CBA联盟更加规范，真正做到保障球员的合理权利。”
与新疆男篮的合同争议，是触发周琦出走的导火索。新疆男篮本打算给周琦提供一份600万元的顶薪合同，按照CBA规则，俱乐部对球员拥有顶薪合同的独家签约权，但周琦并不打算接受。周琦、新疆男篮、CBA联盟都没有退让，僵持之下，周琦出走NBL。篮球解说员苏群认为，对整个CBA来说，周琦是内线核心，一个国家级联赛，由于合同矛盾而失去招牌球员，是联盟的巨大损失，接下来应该重新审视限薪制、顶薪制。
“天才球员”的曲折成长
熟悉CBA的人有一个共识：周琦是目前中国男篮实力最强的内线球员。尽管他也争议缠身，2019年男篮世界杯，在中国队与波兰队的关键比赛中，周琦发球失误导致中国队没能在常规时间结束比赛，加时赛中被对手击败，导致中国男篮错失直通东京奥运会的门票，被调侃为“卧底行为”。但这不能否认周琦的水平，他是除了易建联外，近年来唯一在NBA打过球的中国籍球员。在刚刚过去的2020~2021赛季，周琦被选入CBA最佳一阵主力中锋。
周琦是顶着“天才球员”的光环闯入中国篮坛的。辽宁阜新篮球学校校长李明是周琦的“伯乐”，2005年，他初见这个河南籍男孩，便识出了他的天赋。那时周琦9岁，比正常孩子高出一大截，臂长、手大、关节软、眼神坚定，和别的篮球特长生不同，他感受到周琦的“先天的灵气”，然后把他带到阜新篮校专门培养。
2011年，周琦参加U16男篮国际邀请赛，半决赛上，他砍下了41分28个篮板和15次封盖的惊人数据。单从数据看，他超越了同期的姚明。周琦帮助中国队闯入决赛，最终拿下冠军，一战成名，被球迷称为“大魔王”。
如今，让他决绝退出CBA整个赛季的，是他与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以下简称“新疆男篮”)的合同纠纷，这从他刚加入新疆男篮时便埋下了种子。2014年1月，周琦刚满18岁，新疆队便从辽宁队手中抢走了这个“未来之星”。一直以来，中国篮球职业联赛的大多数俱乐部挂靠在当地政府的体育部门，体育局下属的体校、篮球学校的小球员往往被选拔到一线队打球。周琦9岁来到辽宁，算是辽宁青训出身，外界普遍认为他会顺理成章加入辽宁队，却被新疆队“捡了漏”。据了解，当时周琦的档案还在阜新篮校，并没有在省体育局的编制内，属于“自由身”。新媒体“体育大生意”曾报道，辽宁队为了周琦，开出4年1300万元人民币的合同，但新疆队开价更高，8年4500万元，打动了周琦。有媒体报道，因为辽宁队放走周琦，辽宁体育局的一位副局长直接“下课”。
当时，根据篮协下发的《中国篮协俱乐部、运动队、运动员和教练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周琦与新疆男篮签了一份“4+2”的合同。周琦刚到新疆男篮时，曾短暂参加过新疆青年队的比赛，这被篮协认定为新疆青训出身，为保护俱乐部的青训体系，除了常规的4年合同，到期后新疆男篮还拥有对周琦2年的优先签约权。
2016年，周琦参加NBA选秀，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2017年，他帮助新疆男篮夺得队史上第一个CBA冠军奖杯后，加盟火箭队，成为登陆NBA的第六位中国球员。按照国际篮联规定，当时中国篮协开具了澄清信，证明周琦与新疆男篮合同已终止。
不过周琦征战NBA的过程并不顺利，由于表现不佳，2018年12月，周琦被休斯敦火箭队裁员。彼时周琦认为自己已恢复自由身份，他收到了北京首钢、辽宁队抛来的橄榄枝，两份年薪超过2500万元的天价合同。周琦更倾向于辽宁队，2019年初回国便与辽宁队高层往来密切，他与辽宁男篮高层吃饭的照片，一度在网上引发热议。
即便在NBA的表现让球迷失望，但周琦仍然是国内实力顶尖的球员。“国内接近他水平的球员，不乐观地讲，没有。”一位接近新疆男篮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握“4+2”合同的新疆队不愿放人，并上诉篮协。周琦的归属问题，一度成为2019年上半年中国篮球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也引起CBA公司，即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的重视。2019年4月24日，时任CBA公司董事长姚明公开回应，周琦与新疆的问题有了很充分的讨论，双方都提交了很多的材料，CBA联赛马上就会有结论。3日后，CBA公司裁定，新疆队拥有对周琦两年的优先续约权或独家签约权。
周琦回国之际，正赶上CBA联赛改革初期，新旧规定交替，这为今天的争议埋下了伏笔。2018年起，为了进一步明确CBA公司与中国篮协“管办分离”，CBA公司开始修订并推行标准版《国内球员聘用合同》及标准版《外籍球员聘用合同》(以下简称为《标准合同》)，但测试版新合同中，并未提及去境外职业联赛效力的球员归属问题。CBA公司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周琦与俱乐部签订“4+2”合同进行判定。
周琦的争议，甚至以另一种方式永久被记在了CBA改革当中——2019年5月，CBA公司推出《标准合同》试行版，与此前版本相比，新版增加了对去海外效力回国的CBA球员的注册权归属界定，当一名球员在CBA合同没有履行完毕的情况下选择去海外效力，他回到CBA时，原俱乐部可以行使匹配权或者优先续约权。这项规定当时只有周琦适用，因此也被外界称为“周琦条款”。
2019年8月，周琦与新疆队签了2年的新版B类(保护)合同，重回CBA赛场。今年夏天，合约到期，周琦的归属权问题，再一次被摆在了台面上。
起初，周琦只是想离开新疆男篮，过去一年，他在社交媒体多次表达对新疆男篮的不满。但是，和两年前一样，新疆男篮不愿意放人。按照新版的《标准合同》，俱乐部在给B类合同到期后，开出D类(顶薪)合同，便拥有对球员的独家签约权，球员无法拒绝。6月25日，新疆队向周琦方递交了D类续约合同，同时向CBA联盟完成备案，但这次周琦没有签字。
“为什么周琦不愿意留在新疆队？他认为在新疆已经完成了‘4+2’的合同，但是当时签‘+2’的合同时，CBA出台新政策，规定俱乐部给球员开顶薪合同，球员只能接受。这意味着周琦只能在新疆队一直打到34岁，所以他不干了。”苏群解释。
新疆队近日回应显示，6~8月，针对与新疆男篮的合同分歧，周琦先后向CBA联盟、纪律委员会提请调解。周琦甚至举报新疆队存在违反工资帽规定以及税务等问题。周琦在与新疆队协商无效后，决定彻底与新疆队闹翻，希望CBA公司认定俱乐部存在违约或违规行为，球员便可以单方面解约。
新疆男篮表示，由CBA联盟5家股东代表形成的合议庭驳回了周琦的所有诉求，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CBA联盟的调解意见是，“广汇男篮与周琦的合同有效，俱乐部继续享有相关权利”。
周琦拒绝了媒体采访，7月15日，其经纪人睢冉在微博公开将矛头指向了CBA联盟，称CBA联盟相关部门在保护球员权益上，“业余程度”令人震惊失望。8月，新华社曾报道，周琦团队不认同CBA联盟出具的调解意见，对其调解程序中由5家俱乐部股东代表组成合议庭裁判案件的正当性及本案调解结果的公正性持保留意见。同时，他们也向中国篮协提出仲裁申请，目前中国篮协正在调查。
几方僵持中，周琦直接宣布退出CBA联赛。在篮球评论员苏群看来，篮协、新疆队和球迷都应该能感受到周琦及其经纪人睢冉的决心，但周琦选择在球员注册截止的前两天发布消息，“内心还是希望事件有回旋余地”。
中国篮协和CBA公司并未公开表态，也均拒绝向《中国新闻周刊》发表关于周琦的任何言论。篮球记者贾磊曾写道，“据中国篮协相关人士透露，关于周琦合同的争议，篮协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裁决答案，并已经将调查权交回给CBA公司，要求CBA公司全面调查，妥善处理。”
最终，北京时间9月8日，周琦宣布加盟澳大利亚联赛NBL东南墨尔本凤凰队，签下两年合同。
双面“工资帽”
周琦加盟NBL后，围观者更好奇他能拿多少年薪。澳大利亚NBL篮球薪资表显示，外援的年薪在12万~25万美元之间，最高年薪是每年50万美元，球队的工资帽是每年110万美元。一位篮球评论员在微博上曾说，周琦新赛季年薪约400万元人民币。
周琦想离开新疆男篮，除了希望获得主动权，与CBA实行工资帽有关。王哲是CBA一名职业篮球经纪人，签约了数位CBA球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篮坛，只有周琦敢公开以退赛对抗CBA公司，没有人敢效仿，“因为他这个级别的球员，薪资受到工资帽的影响最大”。两年前新疆男篮给他2000万元的年薪，如果继续留在CBA，周琦最多拿600万元。
“工资帽”，是指球队每个赛季可以用来支付球员的工资总和。NBA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正式实行工资帽，防止豪门俱乐部通过花钱买走所有好的球员，让经济实力弱的球队难以生存。2019年6月，CBA推出的《标准合同》，首次正式提出工资帽制度，对国内球员整体基本工资帽、单一国内球员最基本工资限额、国内球员单场赢球奖金限额、外籍球员整体薪酬限额等作出明确限定。
工资帽在2020~2021赛季正式生效，各俱乐部本土球员工资支出的上限为4400万元，下限为2000万元，单个本土球员顶薪为税前800万元。今年6月，CBA公布新赛季薪资标准，本土球员顶薪下调为600万元。
CBA设置工资帽，已被业内呼吁多年。业内普遍将2007年新疆队引进巴特尔，作为CBA拼钱时代的开端。巴特尔是北京队青训出身，2007年夏天，新疆男篮豪掷400万元将其买进，创下国内球员的最高签约纪录。那时，新疆队是财力最为雄厚的俱乐部之一，从各俱乐部高价购买教练、内援、外援。除了巴特尔，2010~2011赛季，新疆队用200万年薪加300万元转会费，签下辽宁队核心张庆鹏，创造CBA本土后卫的最高身价，张庆鹏在新疆队拿到的年薪是在辽宁的2倍。周琦加盟新疆，便是处于CBA俱乐部“抢人大战”的顶峰。
2017年，姚明接任篮协主席。“姚明上任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球员工资高企，二是一些成绩不好的球队，留不住培养的青训人才。”苏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直到2020年，CBA联盟运动员发展总裁张弛曾对媒体表示，目前CBA俱乐部几乎都入不敷出，每年亏损数千万元的不在少数。而且各俱乐部本土球员薪金支出很不均衡，最多和最少的俱乐部的薪金总额比在5:1左右。辽宁、吉林等地青训教练都曾向媒体反映，许多培养的小球员在十二三岁时，被长三角、珠三角等豪门俱乐部买走，等到自己选人时，最优秀的球员寥寥无几。
工资帽、顶薪合同留人等规定，便是在此背景下推出。CBA公司也曾表示，工资帽制度是“为了引导CBA联赛各俱乐部合理规划球员薪资，实现长期财政平衡；促进俱乐部加强梯队建设，为国家队持续输送人才；推动CBA联赛球员有序流动，平衡竞技水平，最终为CBA联赛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从联盟角度看，顶薪制留人是为了保护头牌球员不要随便被其他俱乐部挖走，当然会受到很多弱小俱乐部的欢迎，俱乐部可以减少投入，不会出现恶性价格竞争。”苏群说。
但是，顶薪制的另一面，周琦这样的顶尖球员，却在新制度下失去了主动选择的权利。在苏群看来，周琦事件背后，是CBA两难的现状：俱乐部运营亏钱，联盟出台顶薪制保护投资人利益；少数精英球员失去流动自由，收入也没办法体现个人能力，在顶薪制面前处于弱势地位。
NBA“受限制自由球员”与CBA的优先续约权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受限制自由球员”特指必须是打满4年首轮新秀标准合同的新秀球员，其母队才有权利匹配别队的合同而强行留人。
前述受访的俱乐部工作人员提到，顶薪合同留人虽然限制了像周琦这样的顶尖球员，但它作为《标准合同》的一部分，要平衡各方的利益。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每家俱乐部只有3个顶薪名额，不只是用于自家球员，也可以在市场上寻找其他俱乐部的人才，这给了一些球队排名前三以外的球员，拿到其他俱乐部顶薪的机会。
CBA改革陷入困境
“周琦的事情反映了中国职业篮球的三个问题。第一，现在俱乐部普遍亏损，这也是今年600万顶薪制出台的背景；第二，反映了职业篮球人才非常匮乏的现实，因为人才少，球员跟球员之间无法形成竞争，反过来，俱乐部就需要去抢人，抢不过，CBA联盟就帮助俱乐部来控制住人员流动；第三，球员的话语权小，在这个政策出台时，球员的想法和要求没有得到反映。”苏群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郑志鹏是CBA一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他也承认CBA联盟更重视俱乐部权益，是因为目前CBA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美国NBA联盟之所以看重球员的声音，是因为NBA的商业化极为成功。NBA的收入主要包括电视转播费、门票和商业赞助，各球队靠联盟公平分配以及各自球队的转播和广告收入。其中，NBA电视转播合同为9年240亿美元，将于2024~2025赛季到期。目前，NBA下一阶段电视转播合同总金额也敲定，约为9年750亿美元，是目前转播费的3倍。“球员打一场球，俱乐部老板就挣一场球的钱，如果球员不打，老板就挣不到钱了，所以NBA俱乐部更愿意维护好球员的利益”。
相比之下，CBA商业化程度低，更多靠俱乐部投资人补贴。德勤发布的《CBA联赛表现白皮书》认为，CBA品牌缺乏认知、球迷转化有限、专业人才不足。郑志鹏注意到，国内CBA球迷文化氛围差，大家没有买票看球赛的消费习惯，这导致俱乐部缺乏丰富的收入来源。
2018年，有CBA俱乐部投资人曾告诉媒体，过去俱乐部一年要投入8000万元，除去赞助费、门票、个别时候体育局的补贴，每年亏4000万元左右，如果再加上青年队、女队，一年要亏6000万元左右。
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以来，中国职业篮球推进“管办分离”改革，在联赛的职业化程度、商业价值开发、人才培养储备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019年男篮世界杯之前，姚明对外宣布了CBA改革的新构想——CBA2.0品牌升级计划。所谓的“CBA2.0品牌升级计划”是针对联赛目前商业上的不足而展开的，其中包括增加联赛比赛场次，满足球迷观赛需求，进而提升门票收入、增加赞助商曝光时长和范围；开发俱乐部的IP价值，比如重新设计队标、开展“篮球音乐嘉年华”等，吸引年轻球迷。
这原本是CBA联盟提高收入的契机，却被一系列意外打乱了计划。在郑志鹏看来，CBA2.0还未落地，中国职业篮球就经历了“天灾人祸”。“人祸”是指2019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中国队没有出线错失奥运会，这意味着连续8年，中国男篮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无法展示形象进而会影响关注度和商业价值。“天灾”则是遭遇新冠疫情，国内取消主客场制度，俱乐部失去门票收入。2020~2021赛季，咪咕视频和CBA签了5年20亿元的转播费，而以往签约的腾讯和优酷均放弃转播权，这让CBA联赛艰难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
在目前俱乐部严重亏损、联赛又没有成熟商业模式的当下，苏群认为很难去真正平衡劳资关系。“资方投资人是CBA联盟的基础，没有投资人投资，联赛就运行不了，球员领钱的地方也没有。我觉得(目前政策偏向于资方)是值得理解的。”苏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如此，但他认为，CBA的工资政策并非无懈可击。“如何考虑球员的个人利益，尤其是顶流球员的利益，保住CBA的核心资产，我觉得联盟乃至中国篮协应该仔细想一想，决不能无动于衷。”
实际上，CBA的规定也照顾了一些球员的权益。比如对球员工资设置下限，保障了中下水平球员薪资待遇，让CBA联赛有了固定的合同。一位不愿具名的篮球评论员表示，这份规定实际上是从整个联盟出发，考虑了更多球员的权益。
“即使是NBA规则的制定，都是经过几十年不断修改。不能说中国职业篮球刚改革两三年，姚明担任篮协主席才几年，就要把规则变得毫无漏洞，既满足资方又满足劳方的利益，不现实。”作为职业篮球经纪人，在王哲看来，周琦选择年薪更低的NBL联赛，显然不只是考虑钱的因素。周琦出走，是在对抗CBA联盟的规则。
外界曾担心，周琦出国，新疆男篮拒绝开具澄清信。但是前述接近新疆男篮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疆男篮不会阻拦周琦去海外打球，无论是NBA还是NBL，这在某种程度上响应了CBA出台工资帽的一个目的——如果球员不满足国内的薪资水平，可以走出舒适区，出国打球提升水平，回国后带动国家队和联赛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周琦去哪里，只要回CBA，按照规则，他还是新疆队的球员。”郑志鹏说。这意味着，如果周琦未来有一天重回CBA，归属问题仍将是困扰周琦、新疆男篮以及CBA联盟的难题。
(应受访者要求，王哲、郑志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