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相同的软件和路线，叫车价格不一样？网约车计时计费总感觉不准确？实际价格好像每次都比预估价格贵了一点点？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的疑虑都是真的，部分网约车平台为“多收三五斗”，竟然这么做……
1 网约车“多收了三五斗”？你猜得都对！
半月谈记者跟踪调查，结合上海市消保委对网约车平台计程计时情况开展的比较试验，以及复旦大学孙金云团队的研究结果发现，消费者对网约车的不少吐槽竟然都是真的。
问：相同的软件和路线，价格不一样？是不是歧视我？
答：贵手机叫车容易“被升级”！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金云带领团队在国内5个城市进行了800多次打车测试后发现，当用户选择一键呼叫“经济型+舒适型”两档时，与非iPhone手机用户相比，iPhone手机用户更容易被价格更高的舒适型网约车司机接单，比例为非iPhone手机用户的3倍。
半月谈记者使用了多部售价不同的手机进行多次测试发现，在同一上下车地点同一时间使用“滴滴打车”软件发单呼叫快车，iPhone手机叫车相对价格略便宜的安卓手机更快。在测试中，半月谈记者还多次发现，在同一上下车地点同一时间使用“滴滴打车”发单呼叫快车以及专车，使用iPhone手机的用户预测价格较安卓手机用户多次出现更贵的情况，尽管差值往往集中在0.5元以内，但在12次测试中有5次出现了这一问题。
此外，“苹果税”还体现在打车优惠上。孙金云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iPhone手机用户平均只能获得2.07元的优惠，显著低于非iPhone用户的4.12元。
问：网约车计时计费总感觉不准确？
答：计费正偏差发生概率过半，有的甚至偏差接近20%！
上海市消保委对上海的网约车平台计程计时情况开展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依据JJF1578-201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计程计时技术要求(试行)》，在10家主流的网约车平台每家乘坐11次后发现，110次行程中，计程正偏差高达57次，计时正偏差有40次。
半月谈记者和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的专家实地计量发现，部分网约车平台计程计时的正偏差数值颇大。比如，工作日中午，从位于上海陆家嘴的星展银行大厦出发，经过延安路隧道到达外滩区域，再从人民路隧道返回到浦东陆家嘴的路线，“首汽约车”平台向消费者收费所依据的里程数是10.22公里，使用标准器得到的实际里程数是8.552公里，计程误差结果计算高达19.5%。
问：实际价格每次都比预估价格贵了一点？
答：有些平台差得不止是一星半点。
孙金云介绍，通过对软件的预估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别进行分析发现，以上海为例，“滴滴打车”的实付价格与预估价格的差值相差最大，达到18.5%，其次是“美团打车”，高出了9.7%，“首汽约车”排名第三，为7.6%。
2 “算法收割”，很有一手！
半月谈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网约车计费乱象丛生，背后是苛刻复杂的规定以及套路升级的“算法收割”消费者。
——部分平台计时规定较为苛刻，计费规定多如牛毛。上海市消保委工作人员杨青介绍，计时的偏差主要体现在平台的计算方式上。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平台只要到了1秒就会计算为1分钟，这样偏差就高达59秒，对消费者不利。“同时，一些平台的计费规则极为复杂，不仅划分为早高峰、晚高峰、夜间以及其他时段，每个时段还有复杂计费方式，涉及跨越两个不同时段的行程的计算方式更为复杂，远非一般消费者能够了解。”
——“算法收割”给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损失。在110次的比较试验中，专家注意到，以一些算法具有优势明显的头部平台，发生超出标准允许的误差可能性非常低、正偏差概率非常高却又大部分全部落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的特点。
“从概率学来说，发生正偏差和负偏差的可能性是持平的，如果一个平台出现了明显的正偏差多的情况，和企业使用的算法和收费方式脱不了关系。”杨青说，在和某平台的约谈沟通中，平台将出现高频小额正偏差的情况推给“系统不稳定”，但这一说法显然是说不通的，在平台经过所谓的系统升级后，再次进行的测试依然存在这一情况。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大数据“杀熟”套路正在不断升级，从1.0版本的“熟客卖高价”开始，利用平台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全方位收集的优势，升级成为基于被平台充分掌握个人信息的2.0版本“杀熟”。“这种基于歧视性算法的产品匹配、价格歧视，本质上是平台对算法权力的滥用，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侵害。”
3 警惕“算法收割”跑在市场前面
来自上海市消保委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共受理网约车类投诉586件，其中1/4涉及计费纠纷。
针对此，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宁海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应提升主观能动性，督促网约车平台履行计程计时的主体责任，定期对系统进行校准，推动行业相关标准和规程、规范的修订与优化，实现行业的自净自律，避免对消费者利益的不当侵害。
孙金云认为，消费者应提升对大数据算法的选择、质疑能力。“比如，在打车时可选择扬招出租车、切换使用打车软件等，让消费行为呈现更多随机性，提升算法对单个用户下手的成本，防止消费者被打上更多算法标签。”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城市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楚天骄建议，拥有大数据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定期发布数字社会责任报告，并向社会披露，接受社会监督。若存在问题，监管部门应依法约谈，并要求及时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