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本土“地方猪”
“现在的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改变，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再次呼吁“猪芯片”问题。他列举了“猪芯片”的九大问题，包括育种体系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等。
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猪芯片”就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刘永好指出，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产业的发展。
种猪的脆弱性，对一些地方猪来说更为严峻。自非洲猪瘟来袭后，曲宏宇的保种场就“穿”上了层层盔甲。与全国几十个地方猪种的保种场一样，他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也进入“战时”模式。保种场建了一圈一米五高的围墙，将场区与村庄、道路隔离开，场内的办公区、生活区与养殖区也同样用围墙隔开。曲宏宇与工作人员吃喝拉撒全在保种场里，很少出去。每天从生活区进入养殖区都要进行全身消杀、换上防护服，出来也是同样的步骤。外面的人如果想进保种场，多数只能在隔离之后进入办公区，养殖区成为禁地。
面对发病率、死亡率最高可达100%的非洲猪瘟，保种场比普通生猪场的危险要高得多。曲宏宇说，“一旦出现非洲猪瘟，从个人角度说，几年的投入都白费了；从地方猪种角度说，这个种就没了。”
急速下降的地方猪群体
曲宏宇的养猪生涯，在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后，做出了路线转换。
他最初养的是外来“洋猪”，1995年，一场猪瘟袭来，一百多头外来猪全军覆没，只剩6头亲戚送的本地猪孤零零地活着。村里的长辈告诉他，活下来的是烟台黑猪，抗病性比外来猪好。
为防止再一次的全军覆没，曲宏宇开始养起了烟台黑猪。这是“逆潮流”的行为，村里人都在养外来猪，只有他养本地猪，在追求“量”的年代，注定赚不了什么钱。好的年景，能维持家里和猪场的开销，坏的时候，曲宏宇连饲料都买不起。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曾想着连猪带场五万元卖出去，但哪怕是这个价，当时也没人愿意出。
地方猪生存之难是在短短三十年内形成的。在湖南长沙的宁乡市有句古语，“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养猪”，宁乡人家素有养母猪、卖仔猪的传统。该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张英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宁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也就是当地的宁乡花猪，许多人家也靠卖仔猪赚钱。而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的外来猪进入，宁乡花猪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这是市场行为，也是政策驱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包括猪牛羊禽等在内的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农民为6公斤，城镇居民为18公斤，猪肉消费在其中占80%以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的养猪市场主要开始解决量的问题，且大力推广瘦肉型猪。
因此，瘦肉率高、出栏快的外来猪，尤其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原产丹麦的长白猪、原产英国的大白猪、原产美国的杜洛克猪在国内逐渐推广开。数据对比非常明显，外来猪五六个月可以出栏，地方猪则要一年；外来猪的瘦肉率有63%~65%，地方猪则往往只有40%。对养殖户来说，投入同样的成本，养外来猪更快、卖价更高。
外来猪逐渐占据了中国市场，并形成市场占有率高达90%甚至95%的局面。中国的每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也从上世纪70年代起逐年攀升，在2014年达最高峰41.81公斤。学界从上世纪末开始不断呼吁，应保护我国的地方猪品种。
常常找父母借钱来维持猪场运转的曲宏宇，很想知道烟台黑猪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养下去。2008年，山东省畜牧业博览会在济南召开，他驱车500公里，用后备箱拉来3头特征明显的烟台黑猪参会。省畜牧兽医总站、青岛农业大学的专家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血统纯正的烟台黑猪了。曲宏宇后来听说，专家们曾辗转多地寻找烟台黑猪，都无功而返，以为烟台黑猪已经灭绝。一名专家连连嘱咐他，一定要把烟台黑猪保护下去。
当时，我国的地方猪品种局面十分惨淡。“十二五”规划曾公布一组数字，我国88个地方猪品种，85%左右的群体数量呈下降趋势，31个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的宁乡，本来有几十个公猪家系，但在那时仅剩下7个家系。畜牧专家循着过去仔猪外销的路径，在外市找到了3个家系，将宁乡花猪的群体恢复起来。
2010年前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团队曾到四川巴中市通江县的青峪乡，挨家挨户寻找当地猪种青峪猪。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终结果既让人失望，又让人庆幸。纯种青峪猪少得可怜，团队只找到了1只公猪，4只母猪，多数都已与外来猪杂交。后来，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每年往更深的山里找寻，才陆陆续续又找回了一些青峪猪。
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自2008年起，农业农村部先后公布了七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保护区和保种场。截至2019年6月，共有83个地方猪种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已建成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55个、保护区7个、国家家畜基因库1个，各地也建设省级地方猪保种场(区、库)80余个。
然而，扭转地方猪的惨淡局面并不容易。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期间，更多的猪品种——37个猪品种处于濒危、濒临灭绝或灭绝状态，其中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已经灭绝。
另一组数据或许更加直观。四川省是生猪大省，2020年生猪出栏量达5614.4万头，位居全国第一。同时，四川也是我国的畜禽资源大省，目前共有6个地方猪品种资源。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发展处处长杨春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95年到2019年，四川省地方猪数量从221.93万头减少至85.91万头。其中，农区的地方猪种在1995年、2005年以及2019年的数量分别是188.61万头、61.99万头、8.46万头。
杨春国说，两三年前，在省内针对保种场的一次座谈会上，负责人们纷纷表示，保种工作效益很低，保种场只能勉强维持。这也是国内不少保种场的现状，养地方猪并不赚钱，甚至养得越多、亏得越多。有一些保种场甚至只能将保种群体维持在政策允许的最低数，也就是100多头。如何让保种场长期运转下去，是地方猪必须解决的生存难题。
“团灭”的风险依然巨大
非洲猪瘟的来袭，让地方猪面临的局面更为艰难。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市场选择，农民更愿意养收效高的外种猪，地方猪往往只能在保种场里见到。通常来说，一个地方猪种只有一个保种场，一旦保种场发现非瘟病例，按照相关规定，需整场清群，这意味着该地方猪种的“团灭”。即便不清群，一旦非瘟在保种场内发生传播，在目前国内一些保种场仅有百余头猪的情况下，地方猪的种群数量也会被影响。
当前，非洲猪瘟并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对猪场来说，构建生物安全体系是唯一有效的防控手段，但中国的保种场不少都存在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朱砺介绍，保种工作讲求原产地保护，许多保种场都位置偏远，且因保种工作公益性为多，效益不佳，保种场大多规模有限，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地不规范，面临非瘟的风险比规模化的养猪场更高。为此，各保种场与曲宏宇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一样，开始构建生物安全措施。像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这样严阵以待的地方猪保种场，在中国有一百多个。
除此之外，农业农村部以及各省市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保护措施。2018年末，农业农村部提出了三公里的红线要求，即保种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所有养猪场都要建立生物安全措施，消除风险隐患。更重视的，以湖南为例，用2000万元资金作为补贴，清退保种场及核心育种场周边三公里内的散户。
正因为“一种地方猪往往只有一个保种场”的稀缺性，各省开始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建设备份场，将每种地方猪一分为二地保存，是最先出现的思路。杨春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备份场的选址思路很朴素，最先考虑的就是防御距离，即备份场应足够偏远，人迹罕至，隔离封闭条件比较好。因备份场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一些情况危急、仅有百余头存栏量的地方猪种使用了更原始的方式——将部分群体分散送往大山深处的多家农户，万一保种场清群，将来还能从农户手中收集回来，再次扩繁。
某种程度看，这不亚于一场与时间和瘟疫赛跑的抢救行动，甚至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保种场、备份场甚至农户散养的所有地方猪，活体保护全部失败，地方品种怎么恢复？农业农村部指出，应采集保存我国地方猪品种的遗传材料。
许多省开始布局地方猪的种质资源库，冷冻种公猪的精子、能繁母猪的卵母细胞以及胚胎。不过，朱砺指出，这三种保存方式都有其先天缺陷。精子、卵母细胞只能保留50%的遗传细胞，胚胎的获取则限于当前的技术，只能通过屠宰来进行，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对现有的地方猪种有伤害。因此，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在此基础上，通过体细胞采集，试验地方猪的克隆。这样，即便未来出现了活体保存团灭的最坏结果，地方猪种也有可能被恢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楚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农业农村部猪品种资源委员会专家，他尚未听说因为非瘟导致中国某种地方猪种灭绝的情况。不过，他也表示，直到现在，灭种的风险依然是巨大的，不排除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在保种场内，地方猪的种群数量减少，已成为严峻的现实。根据我国对地方猪保种场的相关规定，为防止近交衰退，母猪应在100头以上，公猪12头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猪家系数不少于6个。但从各保种场的实际情况来看，原本就种群规模偏小，公猪家系数不多。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姜延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非瘟的影响来看，各地方猪保种场尽管在群体数量上通过扩群而得到了基本恢复，但从群体结构组成和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其家系数和遗传多样性已遭受较大的冲击。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我国的地方猪存在着较大的近交衰退、品种退化的威胁。重建谱系图、厘清家系，是接下来亟须通过基因测序等现代生物科技手段来做的工作。
地方猪能占据中国人的餐桌吗？
曲宏宇的烟台黑猪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卖做种猪，一种育肥之后，卖做商品猪。前者在非瘟之前，并无多少销路。养猪的人都清楚，养外来猪、卖外来猪更赚钱，因此，愿意买地方猪做种猪的人很少，多年来，曲宏宇的种猪也始终卖不出高价。
非瘟来袭后，这种情况才略有好转。外来猪的进口受流通限制，且许多人听说地方猪的抗疫病能力更强，因此曲宏宇的种猪销量和价格都有所增长。2020年，仅是售卖种猪，曲宏宇的流水就有几千万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相较外来猪种在非瘟之后每头种猪上万元的定价，地方猪的种猪依然只能卖五六千元。
商品猪的销路也有限。近些年来，随着中高端消费群体对猪肉的需求从“量”转变为“质”，曲宏宇瞄准了这部分人群，建立自己的品牌，在本地售卖土猪肉。但因为养猪周期长、成本高，他的定价也高。以排骨为例，大概75元一斤，而外来猪排骨，北京新发地市场3月20日平均报价则在25元一斤。对于非一线城市来说，比普通猪肉贵一到两倍的定价使得消费群体有限。
也有的保种场选择将土猪肉跨省贩向一线城市。朱砺说，四川青峪猪的保种场在规模扩大之后，就将目光投向了广东省。一方面，广东人对吃很讲究，另一方面，消费水平更高。在非瘟之前，普遍定价在70多元的青峪猪土猪肉在广东省销量极佳，但随着非洲猪瘟来袭，我国禁止生猪跨省调运，青峪猪的销售碰到问题，同样价格在四川省内卖得并不太好。
姜延志指出，对地方品种而言，商业化之路可能还是要走杂交育种之路。在保留好地方品种的核心种猪群体之外，还应充分挖掘地方品种特异性性状，与引入品种杂交，新培育的品种既可以保存地方猪的肉质优良等特性，又能提高综合生产效率。
他以瘦肉率举例，地方猪种瘦肉率经本品种选育达到43%，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但距离洋猪65%的瘦肉率，还差得很远。而他所在的团队对成华猪和外来品种杂交选育，毛色、口感保留了地方品种的特性，瘦肉率却提高到了52%，出栏时间也加快至六七个月。新品种相较地方品种，养殖成本整体下降，市场定价也就可以更亲民。目前，新品种在成都售卖的价格是外来猪的1.5倍到2倍，去年的出货量达5万头。
不过，几位受访专家都指出，地方猪的保种工作，首先是为了保住基因库，将来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把它用起来。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地方猪最大的商业用途是优质肉市场，占市场份额5%到10%，未来或许可以提升到20%到30%，但短期内不可能占据中国人的餐桌。
朱砺认为，无论社会发展水平再高，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对这部分人来说，外种猪才是最高效实惠的，没有必要非要把外种猪挤下中国人的餐桌。王楚端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洛克、长白、大白这三个品种的猪，全世界都在使用，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用这三个品种来生产本国猪肉感到可耻，我国可以结合本国特点，向中国市场的需求进行选育。
刘永好提出“猪芯片”问题的背后，是中国2020年从国外引入种猪数量创新高，达3万多头。种猪们乘坐包机飞抵中国，每只成本三四万元。其症结并不是中国市场上的种猪是本土品种还是外来品种的问题，而是种猪并未建立起完善的选育体系。
选育是一个需长期投入的工作。朱砺指出，猪的所有性状都有正态分布，对猪来说，这个分布在中间状态是最好的。但从人的角度来看，瘦肉率越高、猪的生长周期越短，经济效益就越好。一代代选育的过程中，猪的各项性能实际上落在了偏态分布上，一旦停止选育，性能就会发生衰退，落回中间状态。因此，只要人们还在吃猪肉，选育就一刻不能停止，时间、精力以及资金须持续不断地投入。
中国的外来猪选育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面积推广瘦肉型猪才开始。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从一百年前就已开始系统的育种工作，平均水平的差距是必然存在的。
此外，上世纪末，随着洋猪大量进口，许多原本没有的疫病也进入中国。相较国外，中国养猪场的规模化之路走得较晚。直至2018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企业)比重才超过50%。西方发达国家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比重早已超过90%。王立贤指出，中国养猪场的疫病防控难度比西方大，育种工作的开展也因此更有风险。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已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布局育种技术，水平也并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朱砺说，四川的一家公司曾在2013年从加拿大引回一批种猪，经过多年高强度选育，2016年时，这批种猪各方面的性能都已超越原产地的种猪。
不过，中国种猪市场对育种的回报相较西方发达国家并不高，存在优质不优价的问题。几位受访对象均指出，因规模化不高，养猪散户占据了大量市场，他们对种猪的价格十分敏感，对经过选育、质量更好但价格更高的种猪并不青睐。相较而言，种猪企业更愿意走另一条轻松的路，从国外进口种猪、扩繁一两代卖出、再进口种猪，无需选育技术，来钱更快，也就形成了对进口种猪的依赖。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种业问题，在“有没有、保生存”这个问题上，不像很多方面想象的有那么大的危机，但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确实有差距。
王立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和外国在种猪问题上，不是0和1的博弈关系。中国已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即使国外种猪全部断供，中国的产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不会造成毁灭性影响。不过，中外育种领域的差距，才是真正值得担忧和重视之处。
唐仁健指出，农业农村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方案，力求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重大突破。刘永好也建议，希望政府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的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
不过，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能因为害怕“卡脖子”，主动断绝从国外引进猪种。适当的引种是好事，可以在其良好性能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因此，引种和选育应两条腿走路，加强选育工作，确保我国的技术水平不比国外低，再通过引种，提高种猪质量，形成良性循环。